不折腾的勇气

一、江南烟雨中，被宠爱的少女民国时期的成长、裹脚与被珍爱的女儿

我的外婆叫汪月宝，1916年12月3日出生在浙江嘉兴海宁县长安镇。

长安镇是沪杭铁路线上的一个江南小镇。民国初年，海宁有个名人叫蒋百里，是留学德国的军事专家，因为他长期追随孙中山，所以中山先生在规划沪杭铁路的时候，让沪杭铁路特地绕了一点弯，从海宁穿过。长安镇从地理位置看离杭州很近，但是因为沪杭铁路的关系，长安镇的人们似乎和上海更亲近，比如年轻人结婚前要采购物品，经常是搭火车去上海而不是去杭州。长安镇的方言也接近沪语。

汪月宝的父亲汪福祥，是海宁马桥人，从小家境贫寒，在长安镇的一个衣装店当伙计，日常工作是在衣装店门口招呼客人，介绍服装，有时候还大声吆喝几句。汪福祥为人老实勤快，但是从他的职业看，又是一个性格外向，口齿伶俐的人。据我妈妈讲，汪福祥另外一个主要工作是给服装店跑腿，把做好的衣服送到客人家里。

汪月宝的妈妈王文熙是一个是和衣装店合作的裁缝，汪福祥因为工作关系和王文熙相识结合。王福祥和王文熙结婚的时候，王文熙已经36岁，汪福祥31岁，女方比男的还大5岁。他们是一对毫无家庭背景，萍水相逢，自由恋爱的大龄晚婚青年。

汪福祥和王文熙婚后生了一个男孩，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外婆汪月宝。那个男孩取名汪志林，后来自己改名汪珉，是我的舅公。

王文熙生汪月宝的时候已经年近40岁。外婆说在她妈妈后来还怀孕生了一个女孩，也就是她有个亲妹妹。但是因为王文熙生这个孩子已经40出头，生下来后觉得年龄这么大还生孩子，特别羞愧，生下来不久就把这个女儿偷偷送人了。

和一般人家的重男轻女不同，汪家夫妇对女儿更珍惜，家里有好东西总是优先给女儿享用。比如吃饭烧了好吃的鱼鲜，中段的鱼肉给女儿吃，差一点的头尾让儿子收拾干净。完全符合了现在所谓“儿子要穷养，女儿要富养”的说法。尽管汪家家境非常一般，但是汪月宝倍受父母宠爱，养优处尊，属于标准的小家碧玉。

1927年到1937年，也就是从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，被称为是民国史的黄金十年，汪月宝的童年到成年正好赶上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相对比较稳定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。可以说，汪月宝是在一个宁静又接近现代文明的江南小镇中，在父母和兄长的宠爱中长大的。

上个世纪20-30年代，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，各种新旧观念并存，互相冲突。具体到汪月宝这个普通的女性身上，一个典型的冲突是关于裹小脚。她的母亲王文熙是裹了小脚的。到了汪月宝该裹小脚的时候，母亲一开始也已经给她裹上了小脚，但是看着心爱的女儿双脚被裹脚布缠得慢慢变形，并且钻心地疼痛，向妈妈哀求。王文熙又默许女儿放弃了裹脚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外婆就向我展示过她略有变形的脚，并且讲述了她曾经被裹脚又重新放开的经过。

二、良缘知冷暖，少年多欢喜13岁上小学、葡萄仙子、茧业公所与一场西式婚礼

随着汪月宝慢慢长大，邻居王家的王老爷替儿子看上了这个汪家的掌上明珠，长得文静又漂亮的姑娘。

王老爷就是我母亲的爷爷王晋笙，他的长子王宪民就是我的外公。

王晋笙是个读书人，应该是个前清的秀才。王晋笙在世的时候曾经给自己拟了一副挽联，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：

三省服官 吾幸善命 是非凭众口

德道才能 果腹抚躬 尚觉寸心安

“三省服官”，是指他在浙江的桐庐，富阳，江苏的丹阳，山西某县当过县令， 三省就是指浙江，江苏，山西。抗战时期日本人邀请他去海宁隔壁的桐乡当县长，后来被日本人扇了一个耳光，他愤而辞官回到海宁。回到长安镇后，王晋笙投资了一家酱园店。海宁长安附近农民的一个主要产业是种桑养蚕，王晋笙还参与发起了一个茧业公所，估计相当于一个小型丝茧交易市场。

几年前我试图在网上搜索“王晋笙”这个名字，在嘉兴博物馆的网站上，显示王晋笙是一个汉奸伪县长，应该就是这个王家老爷。这段伪县长的经历是他的一个污点。小时候，我外婆曾悄悄告诉我，幸亏她的公公王老爷在抗战胜利前，大概1945年的5月份就因病去世了，否则是会吃枪子的。

再回来讲汪月宝的故事。王家看上她后，就请了媒人去汪家提亲，一开始汪家夫妇拒绝了，汪福祥说你们是当官的大户人家，我们配不上。后来王家再请了邻居周家帮忙传话劝说。因为互相都是邻居，汪家夫妇也知道王家大少爷是个模样周正，老实听话的孩子，终于同意了。

周家有个闺女叫周桂仙，后来也嫁给了汪家的儿子汪志林，成了我的舅婆。汪月宝和童年玩伴周桂仙成了一对姑嫂。

在和王家结亲前，汪月宝一直在家帮妈妈做裁缝打下手，没有上过学。王家和汪家定亲后，表示王家儿媳妇不能是个文盲，得读书识字。所以王家出钱让这位未来的大少奶奶去读一点书。这个时候私塾已经被废除，新式学堂兴起，汪月宝去读的就是新式的小学。

汪月宝订亲后再去上小学的时候，年龄已经13岁，比她的同班同学大得多。而且她的同学慢慢知道了她已经和王家少爷王宪民定亲，所以会在上学路上拿这个事起哄。有一次几个人冲着她大喊：汪月宝-王宪民，汪月宝-王宪民……., 搞得她非常害羞窘迫。她跑回家后，冲着妈妈王文熙大发脾气：谁叫你这么早就把我许配出去的？！害我出这么大的丑!

汪月宝在上学期间，尽管有订婚一事的困扰，但是总体上是愉快的。她后来经常提起的是曾经参加一个舞蹈表演，她扮演的角色叫“葡萄仙子”。我读小学开始学打乒乓球的时候，惊喜地发现外婆也会打乒乓球，应该也是她在小学的时候学的。

汪月宝经常回忆起一个事情，是在她订婚后结婚前，陪着未婚夫王宪民养病的经历。

当时王宪民生了一场大病，大病初愈的他被家人安排到海宁茧业公所去养病，王家为了让大少爷心情愉快不孤单，特地请未婚妻汪月宝去茧业公所去陪他，吃饭的时候家里的佣人会把烧好的饭菜给他们送过去。青春萌动的一对少男少女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里一起聊天，又可以轻松地享受营养美食，想必是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汪月宝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断地说起这段神仙般快乐的日子。

我小时候经常在外婆家过暑假，每次上街都要经过当年的茧业公所旧址。据我外婆说，茧业公所是他公公王晋笙和海宁乡贤许行彬共同发起的，所以王家少爷王宪民才有这个特权享受这个地方。

汪月宝读完小学，就差不多到了嫁人的年龄。王宪民迎娶汪月宝应该是在1936年，抗战爆发前夕。

王宪民和汪月宝结婚的婚礼，是长安镇上第一对新式婚礼。新娘子不坐花轿不蒙头巾，不用三叩六拜，而是穿西式婚纱，有主婚人证婚人。婚礼就安排在茧业公所，新娘汪月宝很漂亮，这个婚礼在小镇上很轰动，观者如潮。酒席吃剩下的都分发给要饭的叫花子。据说叫花子排了很长的队等打包的饭菜，从茧业公所一直排到王家的房子。

汪月宝在结婚前跟未婚夫去上海采购，还拍了婚纱照片。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被毁了。

三、大家族的沉浮挽联、丫鬟兰姑娘、维持会与抗战中的长安镇

王家是个大家庭，需要介绍这个家庭的一些情况。王晋笙的父亲叫王佩兮，他有三个儿子，王鑫笙，王晋笙，王吾笙。王晋笙的原配夫人姓孙，是海宁周王庙大户人家的小姐。婚后生了一个女儿，后来因为出天花12、13岁就早逝了。后来孙氏未能生育，眼看王家要断后，孙氏让家中的管家钟家娘出面，去给老爷王晋笙物色一个丫鬟来做妾。钟家娘本名李彩生，海宁枫树庙人，也是女儿早逝后就到王家来做佣人，因为她能力很强，敢说敢当，成了王家的大管家，是一个实权派，掌管指挥家中的佣人和丫鬟。

钟家娘最后在余杭塘栖镇的一个碗店看中一个丫鬟，带到了王家给王晋笙做续弦。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女孩连名字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小名叫兰姑娘。到了王家后王晋笙给她起名孙梅英，这个孙姓其实也是跟着原配孙氏姓的。王晋笙娶孙梅英的时候，他们分别是36岁和21岁，相差15岁。

孙梅英给王晋笙一共生了5个孩子，四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其中的长子就是我的外公王宪民。二儿子王同民，三儿子王乐民，第四个是女儿，第五个是男孩王复民。王家对孙梅英很满意，王晋笙的老父亲王佩兮说：还是兰姑娘乖，给我生了4个孙子。

孙梅英是汪月宝的婆婆。因为她是丫鬟出身的小妾，所以在家中地位并不高。相比之下儿媳汪月宝比这个婆婆更能干强势一些，所以她们不像一般的婆媳那样有各种斗争，相处很友好。我出生之前，外公王宪民脑溢血已经去世了。汪月宝一直带着她的婆婆生活，直到给她送终。

据我舅舅王建华分析，正是因为王老爷考虑到婆婆孙梅英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丫鬟，所以特地选择一个普通穷人家庭出身的汪月宝为儿媳，避免二太太孙梅英被心高气傲的大户人家小姐欺负。王晋笙作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，对家庭未来的考虑还是非常全面的。

汪月宝嫁到王家后不久抗战爆发，长安镇正好在沪杭铁路上，日本军队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并攻陷上海后，就可以沿铁路南下。我外婆当时正怀了我的大姨，挺着大肚子到长安附近一个叫罗家角的村子里躲日本兵。最后我的大姨就出生在罗家角，所以起名王罗珍。

在乡下逃难期间，汪月宝的哥哥汪志林也跟着王家，有一次日本兵搜出了汪志林，发现他手上有老茧，就怀疑他是经常拿枪磨出来的茧，要把他带走。幸亏王晋笙稍微会一点日语，解释汪志林是在杂货店当学徒，需要经常用榔头把大块的碱敲成小块，所以手上磨出茧。

日本兵刚来的时候长安镇一片混乱，年轻的姑娘媳妇都纷纷逃难到附近乡下躲避。后来镇上有人出面组织了维持会，负责和日本兵交涉，渐渐长安镇恢复了秩序，我外婆也带着大姨回到家中。

外婆和我讲起这段历史，她说有个日本兵经常来王家，他叫佐佐木，他家里也有一个和我大姨差不多大小的孩子，所以非常喜欢刚刚学走路的大姨王罗珍，拿出糖果来给她吃，逗她玩，叫她“罗罗小孩”。外婆还能说几句跟佐佐木学的日语。

我从小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维持会的人，就是标准的汉奸坏人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，正是因为有维持会和日本人交涉，达成某种协议，才能让普通百姓结束东躲西藏，恐惧的日子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小时候电影里的日本兵，一个个凶神恶煞，而外婆告诉我的日本兵，是一个和蔼可亲，喜欢逗孩子的邻家大叔。所以我曾经写文章，说外婆汪月宝是我的人本主义启蒙人。她让我有更多的独立思考，对人性有更美好的信念。

尽管父亲是个当官的读书人，我的外公，大少爷王宪民并没有那么爱读书，他是个天性乐观的人。我外婆说，他经常会在邻居吵架，气氛紧张激烈的时候，突然来一句“死人白话”（海宁方言，就是轻松幽默的调侃）。把围观的人逗得哈哈大笑，气氛瞬间变得轻松，吵架双方也忍俊不禁，架也吵不成了，各自讪讪离去。我自认为我多少继承了我外公的这种性格和幽默感。

王宪民生于1916年，小学毕业后去杭州安定中学读书，后来毕业于海宁商校。王宪民从商校毕业后曾经在上海兴业银行做练习生，后来回到长安丝厂担任会计。应该在这段时间王宪民和汪月宝结婚。后来经人介绍，他去南京担任过《申报》驻南京记者站的记者。据说还参加过周恩来的一个记者招待会。后来又经人介绍去上海中英大药房工作。

四、母亲的手艺扫盲班、缝纫培训班与「我家唯一的工人阶级」

汪月宝和王宪民一共生了三个孩子。大女儿王罗珍出生于1937年，第二个儿子王建华出生于1939年，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王毓珍，生于1940年。

王宪民后来长期在南京上海工作，汪月宝在长安带着三个孩子。汪月宝嫁到王家前，买了一个陪嫁的小丫鬟叫雪琴。当时买一个穷人家孩子做陪嫁丫鬟，大概只要一两个银元。雪琴的年龄不详，家在长安镇附近的隐山庙，当时的年龄大概应该是12、3岁。雪琴很漂亮，汪月宝到了王家后， 王家一下子多了两个美女。

解放以后，汪月宝因为读过书，有一些文化，积极参加了街道的各种活动。比如参加了居民会，治保会，还当上了扫盲班的老师。多年以后当年扫盲班她的学生，还有人叫她汪老师。她还会唱歌，所以还教大家一些宣传歌曲。我还记得她会唱一首劝人不要抽鸦片的歌。其中一句歌词是：倘使上之瘾，踏进地狱门。还有一首歌叫：反对武装日本。

50年代初期，汪月宝在家带三个孩子，王宪民在上海中英大药房工作，他把工资的一半拿回家，自己留一半用于在上海的生活。王宪民特别喜欢吃喝，用长安方言叫“吃客”，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美食家。所以他花在吃喝上面的钱比较多，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，就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家的钱拿去用了再说。被发现后，他需要每个月用工资来偿还，就没有钱拿回家了。

汪月宝在街道的那些工作，都是没有报酬的，所以王宪民不能拿钱养家后，家里一下子面临生活的危机。汪月宝这个时候去了一个短期的缝纫培训班，加上她从小跟着妈妈干过一些手工缝制的活，有相当的功底，所以很快就学会了裁剪衣服，和用脚踏缝纫机来缝制。

有了缝纫技术，汪月宝在家就可以帮人做衣服，就有了收入，可以支撑一家人的开支，我妈妈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公立的学校，需要到杭州读私立的初中，费用全靠汪月宝自己做裁缝赚的钱。王家的几个孩子从小穿戴整齐，干干净净，包括到了我们这代小时候，所有的衣服，毛衣，也全靠我外婆汪月宝自己缝制，编织出来的。

做裁缝，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客户急着要来拿新衣服，比如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要相亲，出门喝喜酒之类，这个时候裁缝必须加班加点赶活儿，会连饭也顾不上吃。汪月宝因为经常要赶活吃不上饭，所以落下了胃病。胃疼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她曾经求助于鸦片来镇痛，就是把一小片鸦片吞到肚子里来止疼，她说效果非常好。

我小时候去长安镇过暑假，看着外婆熟练地在缝纫机上拆开面板，把线绕在梭芯上，装到梭壳里，盖上面板脚踏轻轻一踏，底线就被勾上来，一气呵成，动作非常麻利，心里无比羡慕。有时候她遇到缝纫机故障，还需要拿螺丝刀卸开某个位置，快速判断故障原因，然后迅速排除。她是一个中国工业化早期的工人。

我父母大学毕业后在农村中学当老师，有时候还带学生参加学农劳动，自己还开垦了一些菜地种菜，所以我父母是参与过农业劳动的小知识分子，

后来读高中学政治课，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因为受过大机器生产的训练，素质比较高，农民和小知识份子是被领导阶级。

我外婆是我家唯一的工人阶级。我看她裁剪衣服之前，要用尺子反复测量，用裁缝用的划粉来勾勒规划设计，找到最合理的裁剪方式，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工程师的工作。缝制的过程，也是要事先设计好步骤流程，才能保证快速高效。所以一个独立的裁缝，不仅仅是个工人，既是一个工匠，又兼任维修技工，设计工程师，工艺流程工程师，还兼任售前售后的客服。在一个现代化的服装工厂，这些工作都是由专门的人完成的。

相比于工人和工程师的劳动，农民和小知识份子的工作缺乏精细化的流程。比如，裁缝必须认真测量客户的身材，精确核对数据，在下刀裁剪前反复检查尺寸，否则一刀下去一块布料就废了。农民在地里干活，可以从这头开始挖土，也可以从那头开始挖土。没有尺寸和精度的概念。而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时候，其实是带着相当大的随意性，没法做到严格精确，我妈甚至在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发现我喜欢看书，阅读了大量小说， 忙不过来的时候让我帮她批改中学生作文。

所以我多年后感叹，我外婆尽管文化程度不高，却是我家唯一一个用工业机械作为生产资料，从事工业生产的的人，有测量，规划，设计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，还有全手工的的精细活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。

五、风浪里稳稳站着庄子的养生观、集体劳动、红卫兵与两位老邻居

我外婆是一个非常理性平和的人，她几乎没有情绪化的时候，同时又非常乐观开朗，从来没有和邻居吵架。而且她还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，在她那个年代，也是非常难得的。汪月宝说她从来不做梦。她说每次听见别人说自己昨晚梦到什么什么，都觉得很困惑，不知道做梦到底是什么感觉。

最近学到庄子的几句话： 古之真人,其寝不梦,其觉无忧,其食不甘,其息深深。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：古时候活得很真实的人，晚上睡觉不做梦，白天醒着不焦虑, 吃东西不特别讲究味道，呼吸贯穿全身到脚跟。结合我现在学到的心理学知识，我明白了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少焦虑的人，白天不焦虑，所以晚上就不做梦。

六十年代，长安镇要求私人裁缝不能在家接活，每个原来在家做裁缝的人，把缝纫机搬到街边一个店面放在一起，集体劳动。其实每个人还是自己接业务，独立核算的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外婆每天要出门上班。

文革期间，有红卫兵去我外婆家抄家，当时我妈把我暂时放在外婆家，因为她自己还要去裁缝店上班，没法照顾我，我外婆请了一个“苏北妈妈”做保姆照顾我。红卫兵发现我外婆居然还雇了保姆，小将们开始批判汪月宝过去是大户人家的的少奶奶，现在居然还继续过去的生活方式，雇佣保姆。我外婆义正词严地对红卫兵说：我自己自食其力，不需要佣人照顾。我的几个子女都是国家工作人员，因为忙于工作，把孩子放在我这里，我雇保姆照看孩子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。

汪月宝逻辑缜密，无法反驳，几个红卫兵被汪月宝几句话说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离开了。后来“苏北妈妈＂发现她的几块银元被红卫兵抄走了，我妈妈还把她手上的几个银元赔给“苏北妈妈”了。

她是王家的大少奶奶，家中有几个佣人，其中有一个姓唐，一个姓钱。解放以后，她和两位一直保持朋友关系，我每次寒暑假回外婆家，唐奶奶和钱奶奶都经常会来串门。

钱奶奶没有文化，头脑简单，和我外婆关系比较密切。她年轻时候习惯叫我外婆“大少奶奶”，解放以后显然没法这么称呼，又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叫法，所以每次来我外婆家的时候，一律用“喂”来替代称呼。

唐奶奶文化程度稍高，在政治运动中比较积极，参与过揭发控诉老东家的活动，所以每次见到我外婆的时候神情略有尴尬。我观察到我外婆的态度始终是泰然的，没有一丝的不自然。

六、我是她的收音机走亲戚、巧克力与邓丽君、半导体与果断拍板

我小时候，包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，我外婆会轮流去我大姨、舅舅和我家帮忙做家务带孩子。顺便把各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准备一下。

我大姨和姨夫在一家从上海内迁到江西新余的国营钢厂工作，他们一家说的是上海话。 我舅舅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，舅舅舅妈一家生活在省会城市贵阳。 他们对于在浙江农村生活的我来说，就代表着“外面的世界”。 每次外婆来我家，都会带来一些来自外面的新鲜信息。

我平生第一次吃的巧克力就是我外婆从大姨家带来的。七十年代末，我第一次听说邓丽君这个名字，也是来自我外婆，当时她刚刚从贵阳来我家。九十年代有个著名的扮演蒋介石的演员孙飞虎来自贵州话剧团，是我舅舅的同事兼邻居，我外婆和他们夫妻有日常交流。大明星演员，在我外婆嘴里就是一个普通邻居。

我上小学的年龄是1973年，属于文革中后期，邓小平复出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。当时我生活在杭州市临安县藻溪公社，我父母是藻溪中学的老师。藻溪不算是太偏远的山区小镇，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发达，感觉离城市文明还是比较遥远的。我每次寒暑假经过杭州，在舅公家住一到两晚，去西湖和动物园玩，然后坐火车去海宁外婆家住一段时间。每次我回到学校后，经常有意无意向同学炫耀这些经历。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去大城市和坐火车的机会。

外婆王月宝哥哥汪志林是个无线电爱好者，他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作。业余爱好是制作无线电，他收了我外婆15元零件成本费后，给她制作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有一次我外婆来我家的时候，就带着这个收音机。

这个收音机给在山区生活的我，打开了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。我用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的小说联播节目，还有下午大约4点钟左右的少儿节目中的小说联播。留下印象的小说有：《烈火金刚》，《野蜂出没的山谷》，《水晶洞》等。

后来我外婆离开我家去贵州舅舅家，看我离不开这个收音机，就干脆把收音机留下，借给我用。

我经常在睡午觉的时候，把外婆的收音机当成枕头，把音量调到最低，收听小说联播。我把耳朵贴着喇叭，可以达到现在戴耳机不影响别人的效果。藻溪周围有很多高山对无线电波有很好的反射效果，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收听到来自台湾的广播，和北京的对台广播节目。听两岸各自的政治宣传，对一个懵懂的少年来说，是一种非常新奇而独特的体验。

一直到到80年代初，我已经读高中了，收音机带来的每周一歌，小说联播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都是我重要的精神食量。日后电视剧中和珅扮演者，著名演员王刚，是当时这个小说的播音员，靠着绘声绘色的播音一举成名。

外婆告诉我，她从上一代老人那里听来的，关于长毛在海宁长安镇烧杀抢掠的故事。长毛是民间对于太平天国的叫法。在当时的主流叙事里，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英雄，和外婆关于长毛的描述，形成的鲜明反差。

记得有一次外婆带我散步，我正在感冒流鼻涕，一路打着喷嚏。外婆一边用已经湿透的手绢给我檫鼻涕，一边绘声绘色完整讲述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。在我那个时代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绝对属于封建大毒草。我一边听，一边打喷嚏，一边听得津津有味，内心惴惴不安，怕别人知道我在听封建迷信故事。

外婆除了情绪稳定和乐观，同时又是一个敢作敢当，能独立判断的人。在我出生之前，我父母去温州爷爷家结婚的时候，我外公王宪民突然脑梗中风了。送到杭州浙一检查后，医生告诉我外婆，唯一的治疗手段是开颅手术，但是治疗效果完全无法保障，很有可能的结果是瘫痪在床，更严重就是成为植物人，当然还有一种结果是死在手术台上。

当时我外公已经主动从上海的工作单位离职回到长安老家。因为61-63年，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，国家号召工作人员回家，为国家减轻负担。所以我外公没有工作单位，无法报销医药费。这时候我外婆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：要不要做开颅手术？

经过思考，我外婆顶着压力，决定不做手术，带我外公回家，很快外公就走了。当时周围亲戚和邻居对此是有些议论的，但是我外婆说，她决定了就不后悔，也不怕别人议论。

外婆在日常生活中稳定乐观，遇到大事敢于拍板不纠结。在我学习心理学后，由衷感叹这一切都来源于她在生命早年获得的母爱和安全感。

我妈妈曾经向我们抱怨外婆自私。在我妈小的时候，经常发生我外婆在吃好东西，他们几个孩子只能看着嘴馋，运气好能吃一点我外婆吃剩下的。这个时候外婆经常会说：不着急，你们将来有的是机会吃好的。多年以后我懂得了先爱自己、满足自己的重要性，我外婆没有学过心理学和育儿理论，但她是这方面的典范。

七、写在最后表观遗传学视角下的母系传承

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：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不是基因说了算，而是我们自己打算如何让基因表达。人们在遗传过程中基因功能的变化其实是由生活环境和方式造成的。

一个女性一生要排的卵，在她还在她妈妈肚子的时候，已经形成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都和妈妈，外婆，曾经共享同一个生存环境。而一个女性会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，会不会用原初母性灌注去充分地满足孩子的全能自恋，是由她的妈妈早年的状态决定的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是从表观遗传的角度，还是代际传承的角度，母系的传承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现在有幸能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，我得感谢我太外婆王文熙对我外婆王月宝的宠爱，让我外婆有能力给我妈妈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妈能在我生命的早期，给我很好的原初母性灌注，给我安全感。